公共艺术应实现价值最大化

一九八六年，何鄂为兰州市创作的城市标志性雕塑《黄河母亲》。作品由博大坦荡的“母亲”和“男婴”组成，象征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孕育和对华夏子孙的哺育。基座上借鉴原始彩陶图案雕刻的花纹，象征甘肃悠远的历史文化。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古松·博格勒姆在美国拉什莫尔山上，借助山体雕刻了四座十八米高的美国历史上著名总统的头像——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被认为代表了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程树人创作的纪念碑，坐落于加拿大温哥华唐人街。该碑以“中”字为主柱，碑体前后分别刻有“加华丰功光昭日月”“先贤伟业志壮山河”，碑体两旁立有筑路华工和华裔军人两尊铜像，体现着加拿大百年发展史中，华人的两大贡献：建设和保卫。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同时，总书记还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而言，在所有的造型艺术中，公共艺术无疑是最具开放性、最富表现力、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视觉的劳动号子

任何艺术，都有价值附着，或寻求体现某种价值，最终显现其意义，为人可用，为社会认同，不枉产生，不虚存在，不负期许。

公共艺术的价值，比之一般的艺术，更侧重体现与多数人愿景相一致的取向。国家、社会、人民、时代，都会化为某种最大公约数，直接影响、验证和决定公共艺术的意义，评判其品质的优劣。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被普遍认为经得起时代验证的十分缜密、精准、完整、主流的社会意志宣示，完全覆盖了公共艺术所要提倡的正价值。

从国家层面看，公共艺术必须迎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理想。艺术在公共空间全天候存在，这种视觉的“公众性”不言自明。众目睽睽的视觉关系，像是给每件公共艺术作品接通了无数看不见的导线，与公众心眼相连。因此，公共艺术的第一要征，不能不体现为人民性。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其首要而基本的任务，就是要优先多数，为公众服务。相对于其他美术创作形式，公共艺术不太适宜突出私人化主张，不太允许冒险实验，不宽容忤逆多数的个性自私或小众揽存。公众性决定公共艺术可以自觉忽略社会橄榄型的两端，而动态忠于大多数。在中国，公共艺术家重视了人口为世界第一大国这一国情，就是面对了人类1/6的人。在这个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去创造富强，延续文明，构建和谐，任何个人行为都会被自动放大价值，这也是公众性带给中国公共艺术家的幸运。

当然，中国公共艺术不应是被公共性所迫而尊重公众，而要主动依循艺术的公共属性，参与国家层面价值观的表达和培育，这样更利于每个艺术家成就个人价值，同时也是艺术家的神圣使命。公共艺术的成功指数，完全与其正价值含量呈正比。这就要求中国公共艺术家将公共艺术自身的属性条件，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前提，在社会层面明确契合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舍此无他，尽力避免零价值，消除负价值。落实到社会终端的个人层面，公共艺术的文化目标，则应该助益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令公共艺术的视读者，倍增这方面的人格素养。

毋庸讳言，公共艺术因天赋的公共性，其正价值具有教化功能，这一点不可否认也不应被削弱。

公共艺术一如视觉的劳动号子，振臂而呼，慷慨赞颂，激励意志，启发创意，凝聚民众。不要简单地以为这是“政治挂帅”，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世界各国的公共艺术莫不如此。

以坐标显示，从零到N+，公共艺术为正价值，并且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活态地寻求价值最大化；而从零到“减”，则务求最小化，即要尽量避免公共艺术价值虚无，并消减负面累积。这就是公共艺术属性决定的正价值产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