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为维护团结抗战、持久抗战发挥了主战场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战略，改以长期战为主，实施“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逐渐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日本关东军除外）的比例，分别达到62%、58%、75%、63%、58%。随着日军作战重点的转移和国民党在抗战方面的日趋消极，抗日战争的重担就主要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逐步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所以战略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朱德选集》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日军从1939年起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推行“囚笼”政策，企图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与日军的企图针锋相对，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耗与削弱敌人。从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万余次，粉碎日军1000人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军即歼敌11万余人。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八路军还于1940年8月发起百团大战，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这一时期，人民抗日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至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1941年和1942年，日军为将中国占领区变成其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更加强调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并实行所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两年中，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达132次之多，使用万人以上至7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27次。同时，日军还采取了“蚕食”、“治安强化”、“清乡”等措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不仅面积大为缩小，人口也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则由50万人减至40余万人，经济条件十分艰难，有的部队指战员甚至是在有半年吃树叶、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掺一点粮食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即使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敌后抗战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敌后抗日军民为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采取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及“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反“清乡”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敌后斗争，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3年，日军仍强调，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战报统计，1943年该方面军与中国军队交战1.5万次，其中与中共军队交战的次数占75%。然而，日军非但无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巩固占领区，自身力量反而不断受到削弱，且深陷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无法自拔，其在中国战场的处境日趋被动，将中国占领区变为兵站基地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这一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陷入了被动局面。中国敌后抗日军民则在顶住日军的各种疯狂进攻后，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敌后抗日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较量的同时，还妥善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可以说，没有敌后战场的坚持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朱德曾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选集》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