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降准：降准激进，不代表货币政策也激进

降准不完全是受迫性行动

假如说降准是应对国内国际经济和货币环境变化的被迫之举,则有失偏颇。

有人认为,此次降准是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的受迫式反应。这只是部分原因。的确,今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对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人来说颇为陌生:一季度全国GDP增速7%,为6年以来最低。在嗣后部分省市发布的地方GDP数据中,个别省份的经济增长几陷停顿状态,比如“一煤独大”单一产业结构的山西,GDP增长只有2.5%,历史罕见。此外,近日公布的4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49.2,新订单指数创12个月最低,这是汇丰中国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跌破“荣枯线”。

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似乎赋予了此次降准的受迫性特征。而国际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又进一步强化了降准的受迫性色彩。今年以来,全球不少经济体央行掀起一轮量宽降息的高潮。欧洲央行推出量宽政策,瑞士、印度、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央行纷纷降息,让全球出现了货币竞相贬值的新态势。中国央行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投资下降、内需不旺的情况下,保证实体经济获得流动资金,保证人民币双边浮动的灵活态势,是必然选择。力度越来越大的降准就是应对的组成部分。

但是,就此说降准是应对国内国际经济和货币环境变化的被迫之举,则有失偏颇。从时机看,大力度降准并非全然是受迫性行动,还有其他考量。

其一,应对外汇占款变化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萎缩。外汇占款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之一,但今年以来,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资金外流趋于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去年5月以来,新增外汇占款基本为零,央行稍早前发布的3月外汇占款减少1564.76亿元人民币,降幅创下2007年以来之最。保证正常基础货币投放,应是此次大力度降准的首要目的。

其二,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此次降准决定说得很清楚: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持力度。比如,农发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预示着农田基本建设将在二季度加码。

其三,为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创造必要条件。将于5月实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强制性制度,商业银行担负缴纳保险金的义务。而存款保险制度与存款准备金有功能重合之处,以超过通常力度的幅度降准,可以防止形成新的存量资金,与经济需要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