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台大演讲：给大学生创业的几点建议

王健林台湾大学演讲现场。

二、创业初期的艰难

下去经商首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注册。选择什么行业呢?我看准了一个行业“房地产”。1988年,中国大陆没有房地产商品化市场这个概念,深圳、广州刚有个苗头。城市里的房子还是分配的。

我看准了这个行业,可当时注册资金的底线要100万人民币。我当时找了一个国有公司借,对方说“行,可以借给你,但是你得找个担保单位”。我只好找了地方政府一个财政部门做担保,这个部门也够狠,说“可以给你担保,条件是担保完了以后拿走50万”!而我当时借款利率高达每年25%。

一般人觉得这不能干了。但是我想,起码拿到营业执照了,还剩50万块钱,再去想办法吧。

当时创业条件的确不像现在。去年万达推出了“支持大学生创业计划”,每年支持100个大学生,借款额度不超过300万元,每人还给配两个指导老师。三年为限,你只要把本金还给我就可了。

我想当年如果有这么一个机制支持,也许现在万达不是5000亿了,早就过了万亿了。所以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创业难关,就是借钱。

第二个难关是拿不到项目。

那时大陆还是“计划经济”,拿项目不仅要有钱,还得有“计划指标”,得出现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指标名单上才行。

我只好找到大连一个老战友“借”一点指标,同时付出一点费用。他同意给我几万平米指标。

但是拿了指标,还得去找当时的市领导和规划局。跑了左一遍,右一遍,没人理。市领导被我找烦了,出了一个题目:“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的北侧那块地给你”。

市政府是一个老建筑,很气派。但它的北侧居住区,房子差,设施差,一百多户人用一个水龙头,用一个厕所,被市政府说“有碍观瞻”,所以把这片地给我去干。

可这个项目改造完,要1200块钱一平米的成本,我前面有三家国有公司都不肯干。因为大连市当时最好的房子只能卖到一千零几十块。

我坚持要干这个项目,公司里的很多人反对。当时我们公司叫“西岗开发公司”,我就说:“开发公司,只有开才能发,你都不敢开怎么能发呢?”

为了赚钱,得把这个房子卖到1500元一平米,很不容易。

后来我们动脑筋,推出来几条创新:

第一、当时大陆的房子没有明厅,一个小过道进去直接就是几间房。那好,我们做一个明厅;第二、当时一般房子没卫生间,县处级以上干部才允许配一间卫生间。我们没管那一套,每户都配了卫生间,还把木头窗换成了铝合金窗,再加一扇防盗门。

房子推出来均价1580元每平米。1000多套房子一个月一扫光。

就这样,万达就成为大陆第一个闯入 “旧城改造”这一行业的公司;这一项目使我们赚到了接近1000万元。就这样,我掘到第一桶金,找到了一个盈利的模式——靠旧城改造赚钱,别人不敢干,我敢,于是在大连就发展起来了。

在公司发展当中,当时最缺的是什么呢?最缺的是钱。现在其实民营企业也缺钱,在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中小企业或者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至今都没有解决。可以想见当初我们贷款就更难了。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贷款的小故事。初期创业,我接下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是当地市政府和区政府联手干了一半,觉得费劲不愿意干了,转给我的,应该说逼我去接的吧。接了这个工程以后,我当时还信心满满的,把协议签完了。签完以后突然间遇到全国“治理整顿”,也就相当于“宏观调控”了,那贷款就更困难了。

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我就要去找贷款,需要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有土地做抵押,所有的手续都健全,但找了几十家银行,没有一家愿意贷给我。因为这个项目是市政府转给我的,他们觉得对不起我!所以市政府开了一个会议,就指定当时某一家国有银行,也不说这个银行的名字了,指定这家银行贷2000万给我做启动资金。这家银行答应了说“可以”,哎,我一听好事,那我就去找银行行长吧。前前后后找了50多次,每次都给我躲猫猫。

我有时候一见到他了吧,他从后门就走了,我在走廊白站;有的时候在走廊里堵着他,他说“好好你这样,你下周二来吧、下周二来吧”;等我下周二去,他出差去了!等等等等。哎呀!当时就为了拿到这笔贷款,有的时候一去,在那个走廊上(因为进不去办公室)一站就是一整天。我想银行八点半上班,我就八点去吧,站着。甚至站到下班六点也不出来。究竟行长是来了没来?还是不在?我也不知道,也没人愿意告诉我这个信息。当时站在走廊里面这种感觉,这种耻辱,我觉得太卑贱了嘛。他要说不给我贷款,可能也逼着我想别的办法;他又说给我,但是我又找不着他,又办不了手续。

除了这家银行之外,我又去找了另外一家银行,贷款的时候这个人态度倒是不错,但也是不给我贷款。我为了堵到他,曾经跟一个哥们两个人开车到他家楼下。我想你总得要回家吧?那我就在你门口候着;你早上总得要出门去上班,总是能碰到你吧?我俩就去在那儿蹲了一个晚上,就是车里候着。反正深秋不是太冷,稍微冷了以后就开动发动机暖和一会儿,过一会儿为了省点油再把它关掉。一直等到早上七八点钟也没见到人进去,也没见着人出来。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说再去堵吧,我这个哥们跟我很好的,现在也是万达的一个大股东。他觉得忍受不了,他说太丢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去了。他不去了,我自己又去待了一个晚上。就是候不着,找不着这个人。其实不是找不着,是他不愿意见你,因为你是民营企业,那个时候民营企业不像今天这个地位。第二觉得你风险大,他不敢放贷给你。放给国有企业亏损了没了,他不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放给民营企业可能就要承担责任,我也理解他们。

在这种无论跑了多少趟都找不到办法的情况下,就有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干脆你就发一个股票权证,就相当于你发股票似的”,但是你这股票承诺回报,比如两年按照1.4倍,每年20%,1.4倍收回。那个时候虽然说贷款困难,但是那个年代的管理也不像现在这么规范,现在是不可能随便发这种股权的。哎,我一问有没有人管呢?说好像没人管,也看到也有别人在发。

我一想,“好,这个人的招出得挺好”。于是我们就自己下决心,当时发了1.2个亿的叫做股票权证,就相当于万达扩股1.2亿,但这个股票说清楚两年要赎回给我,给你1.4倍的回报。为什么要这点钱呢?就是这点钱启动拆迁,剩下的老百姓还有一两千户把它搬走——我们就发了1.2个亿。这个事居然推出来以后一抢而光,毕竟20%年回报还是很好的。这个方法真正解决了这个项目的难题,才把我们从濒临破产的边缘给拯救回来。

这中间其实还有个小的故事。我接的这个项目,可以说追悔莫及。第一原来开始不是我去干的,别人干了一半觉得困难了,政府要退出,叫我来接;本来我不接的,后来别人请我吃一顿饭,一拍肩膀说,哎呀!怎么怎么。我一激动,就觉得市领导、区领导这么看得起我,“兄弟啊,你帮帮大哥一把吧”,我就觉得这么给我脸,得马上接过来吧。没想背了一个大包袱。当然后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剩下的老百姓搬走了。但当时真是把我憋得够呛!

在1993年初的一段时间,我九天九夜都没有睡着觉,什么安眠药,什么打针就是睡不着觉。到后期整个人都有点精神恍惚,失常了。第十天早上正开着会,“咣当”一头就昏迷在地了。紧急把我送到北京,还找了比较好的一个医院去治疗。我还至今记得那个神经内科的主任姓李,是个老太太,一见我面: “没事,小伙子今晚就让你睡着”。啊呀,我说你这么大本事?“你放心吧,我们技术高得狠”。其实还是给我吃那些药,可能就是心理作用,也可能进到医院里了,安静了,我当天就睡着觉了,两三天啥事没有回来了。

这就是创业初期的艰难!艰难的事多了,我只举这个例子给大家论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