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幸得良师指点。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与协同创办建筑系。1948年经梁先生推荐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20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他的一生，参与了革命运动，最终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切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了太多注意，即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时，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在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北京宣言》。这一文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被定名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工作的博士生现在也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