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岁老太抗战往事：救难民发展党员壮大新四军

秘密发展党员

掩护他们投奔新四军

“八·一三”前夕，在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陈志皋等慈善界人士的推动下，上海国际救济会诞生了。这个救济会聚集了当时上海各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中有天主教、基督教，也有来自租界工部局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在黄慕兰看来，大家救助难民的意志却是一样坚定，因此结成了暂时的同盟。

第一难民收容所先后一共接纳难民达4万人次，这么多人的给养是一大难题，除了一部分由工部局的纳税华人负担外，其余的都由华洋义赈会来解决。

随着难民的增多，粮食供应一度成为困局。

在一次国际救济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正在商量是否要再度削减粮食供应。黄慕兰急了，她说：“在座的先生们、太太们，你们每天吃的是鸡蛋、水果，甚至还有牛排，面包少吃点，不会饿肚子。但看看难民们，他们每天只是两餐稀粥、一餐干饭，如果减为三餐稀饭，你们怎么忍心？”

不久，为了减轻粮食供给的负担，国际救济会向租界当局提出，动员各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次动员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难民所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则使收容所里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进步青年有了投身抗日的机会。

在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以及难民中，潜伏着不少中共党员，他们有的是从狱中被释放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受上级指示来开展工作。收容所建立不久，一个党支部就悄然建了起来。

据黄慕兰回忆，当时的上海国际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以及由赵朴初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的50多个难民收容所，成为了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黄慕兰也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难民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鼓励他们参加新四军。

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这批新党员接受了短期集中训练并进行了身份登记。最终，组织决定由八路军的刘少文和新四军的李一氓负责集训和输送。

国际救济会向当局提出，“为了减轻上海的粮食负担，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一提议很快就获得了法国的驻沪参赞夫人的附议，并在工部局会上获得通过。

人能出租界了，那遇到日军怎么办？黄慕兰请饶家驹出面，请他向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在难民返乡途中不得阻挠，保证他们的安全，日军同意了。

为了保证从水路撤离的“难民”能安全离开，黄慕兰又想办法租用法商轮船，并在船上挂起红十字旗帜作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