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曾任长征“断后”总司令：稳住部队 血战湘江

金沙江畔的九天九夜

红军渡过金沙江，是红军长征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渡过金沙江，是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具体负责指挥红军过金沙江的人，要承担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当红军到达金沙江渡口时，上游的龙街渡和下游的洪门渡的船，大部分被敌人烧毁了，龙门渡只剩下两只小船，刘伯承率部抢占皎平渡时，也只缴获了两只大船，5只小木船，中央决定，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江。但是只靠这7条破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江去，是十分困难的，必须进行严密的组织工作。如果组织不好，红军就有被敌人消灭在金沙江边的危险。让谁来担任渡江总指挥好呢？毛泽东想到了陈云。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就发现了陈云有条不紊的指挥才能、精明的头脑、干练的工作作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任命陈云为渡江指挥部政委。

陈云对红军渡江问题事先考虑得很周到。他按照红军部队到达江边的先后，安排部队有秩序地渡江，渡江者，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得听从渡江指挥部的指挥，即使是军团长也没有优先渡江的特权。同时，他安排一部分部队在外围阻击敌人。在陈云的指挥下，红军从5月1日起开始渡江。渡江时，一部分红军部队阻击敌人，一部分红军有秩序地渡江。

当时渡江主要靠人工摆渡，因此，摆渡工人的积极性高不高，是解决渡江问题的关键点，陈云恰恰抓住了这一关键点。金沙江边的摆渡工人，都吸大烟成瘾，要他们摆渡过江，不给他们大烟土吸，他们就浑身无力，动不了，是不能摆渡的。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吸食大烟，是恶劣习俗，红军不能给摆渡工人大烟土吸。但陈云却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的，他认为，红军目前的紧要任务是过江，如果过不了江，让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消灭后，中国革命就失败了，还谈什么阻止摆渡工人吸大烟？于是，他冒着受到当时左倾分子打击迫害的危险，决定给摆渡工人大烟吸，不但要给，还要给足、给够。他命令部下，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大烟土弄来，发给摆渡工人，不但给他们，还让人在江边烧了一大锅云南鸦片，随便由摆渡工人吸食，不向他们要钱。这还不算，陈云还考虑到摆渡工人都有喝酒的习惯，就命令部下弄一些白酒来，让摆渡工人喝足、喝够，保证供应，也不向他们要钱。陈云还让部队杀了一些猪，做了比较好的酒席，每天给摆渡工人开六顿饭，每顿饭都让他们管够吃。这样一来，摆渡工人高兴了，加上他们原本就都是苦出身，对红军很支持，因此，在摆渡时，非常卖力气，还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想了很多让红军能够更快更安全渡江的好办法。这样，红军渡江就十分顺利，赢得了摆脱敌人的时间。

对于陈云自己亲自指挥这次渡江的有计划和有秩序的情况，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也有记述，他写道：“赤军渡河(实际上是金沙江，外文翻译时统称为河———笔者注)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为七只之误码———笔者注)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陈云写道，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国民党军队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之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得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河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全部红军渡江之后，陈云考虑到后面有国民党追兵，果断下令毁掉一切船只。这是使红军顺利摆脱敌人的很重要的一手。陈云又考虑到毁船之后摆渡工人生活困难，便命部下发给每个船工现大洋30元，还发给他们几斤鸦片。有的船工因对红军有好感，便参加了红军，随红军长征。

在陈云指挥下，红军从5月1日起到9日，用了9天9夜的时间，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在这9天9夜中，陈云几乎没有合眼，直到全部红军都过了江，他才和刘伯承一起最后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