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3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如何直谏斯大林？

莫斯科直谏斯大林

随着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特别是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内战爆发后，工农红军的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党内的“左”的急性病又重新抬起头来。“左”倾思想的抬头，同共产国际的指导直接有关。

1929年，共产国际接连给中国共产党发来四封指示信，本来，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继续反“左”，而共产国际受到联共(布)党内反布哈林斗争的影响，却是着重反右，所指出的各项政策都偏“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最后一封，它对中国国内形势的估计同六大时相比显然有了很大变化，作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论断：“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从这种判断出发，他们提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给中国共产党以重大影响，同时也给周恩来很大影响。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来信要求反右倾时，周恩来发言说，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右倾的危险。会议决定接受国际训令，由周恩来起草决议案。5月30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南京路举行纪念“五卅”运动4周年的示威游行，周恩来、李维汉亲临现场观察并指挥。这种做法不适当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显然是“左”的冒险行为。在1930年2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革命形势也作了过高估计，他在发言中说：目前党的任务，是在军阀战争继续、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夺取政权。他还说：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这些口号显然是不正确的。2月26日发布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通告第七十号》，《通告》基调是向“左”的倾向发展。

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在纪念“五卅”运动4周年的示威游行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指明斗争前途的开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步的开展，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10月3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说：“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条件之下，举行公开的向敌人示威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必须首先注意到群众的情绪与决心，决不可单凭主观来决定示威。”“如随随便便的单凭着主观来决定示威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备，不能有充分的发动，则结果真将成为玩弄示威”，“这一点要求你们特别注意”。

1929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设立。远东局在上海设立不久，就与中央发生了意见分歧，产生分歧的具体问题有少量在双方的会谈和协商中得到了解决，但是多数分歧不仅未能化解，而且越来越尖锐，直至诉诸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双方没法达成共识的最大分歧，最初来源于远东局1929年10月《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中共在对待富农、广西军阀俞作柏、建立红色工会等问题上存在右的倾向，对陈独秀的处理也有方法不对的地方。中央政治局看到这份决议后十分不满，12月6日召开会议对其进行讨论。会议一致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为了解决争论，12月10日、13日、17日，远东局成员与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周恩来、向忠发举行3次联席会议，讨论分歧问题，但是会上双方争执不下，诉诸国际执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