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3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如何直谏斯大林？

这说明南昌起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九江，给中共前委连发两份急电，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30日，张国焘到南昌后，立即召开前委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

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激烈争论数小时，平时性格温和的周恩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最后愤然以辞职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说话时，周恩来还气得拍了桌子。31日早晨，再次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最后张国焘屈服了。8月1日凌晨，周恩来领导的起义部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为全党树起一面新的革命旗帜。

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和主持召开党的六大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带着尚未康复的病体辗转从香港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罗明纳兹指导下进行，他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中心及指导者”。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这次会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周恩来虽然受到处分，但他的才干已得到人们的公认，经共产国际建议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

此时的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受斯大林和罗明纳兹“革命高潮论”的影响，认为革命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毫不怀疑地支持城乡暴动。他说：“我认为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被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后，成为广州起义的指导性文件。广州起义遭到敌人残酷镇压后，周恩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局面。可以看出，他当时是赞成城市中心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60年7月讲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和处事谨慎，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无法取得胜利的，只能给革命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失，便尽自己所能对其进行纠正。

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给各省省委的指示信，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当时极力纠正盲动错误的种种努力，其主要观点是：暴动必须有成熟的条件，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发动；暴动中的“烧杀政策”是错误的；城市暴动必须有农村暴动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经周恩来努力，及时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牺牲。自然，周恩来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也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他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装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远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