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科学把握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国内发展新问题新挑战持续显现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也都出现了阶段性特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如何把握新常态的宏观政策取向?如何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

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记者: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是发展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们注意到,现在一些地方以淡化、弱化GDP为荣,个别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的预期指标。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黄守宏:在这一问题上,要防止片面化、绝对化、极端化。作为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的综合衡量指数,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确实有诸多缺陷,比如,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针对这些缺陷,近些年来国际有关机构、很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具先进性、可行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综合指标。GDP仍被世界组织和各国官方普遍认可、广泛采用。我们过去存在着GDP崇拜,用它来代表一切,使其承受不可承受之重,才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所以问题不是出在GDP指标本身,而在于人们没有正确地使用它。中央强调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偏向,但不意味着不要GDP指标。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不关心GDP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心中无数,那就会出大的问题。从具体工作层面看,财政收支盘子和货币信贷规模都是以GDP为基础确定的,不要这个指标,宏观调控就缺乏基本依据。因此,在新常态下,正确的态度应是,在世界上没有普遍采用其他替代指标之前,在中央没有统一部署之前,要继续坚持把GDP作为政府工作重要的预期性综合经济指标,并配合以就业、物价、进出口、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以更全面、更科学地衡量发展态势和成果,并为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奠定基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就说明,新常态指明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非现实的结果。从现在的“转向”到最终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其间会遇到风险、经历阵痛,对此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和充分的应对准备;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积极作为。

新常态是一个发展转型阶段,要正确认识“新”与“旧”的关系。新常态下需要有新思路、新办法,但不能否定那些仍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简单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新常态下需要培育新动力、新优势,但要看到其发展壮大并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时日,“旧”力量与原有优势相当时间内仍将发挥作用,必须加以利用,使之与新动力、新优势双轮驱动,否则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断崖式下降;新常态需要有新政策、新举措,但要在保持基本政策和重大举措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适时适度地调整完善,不能来个180度大转弯。

总之,在新常态下要坚持“扬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通过改革创新,重构我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记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总有声音在喊要“刺激”。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黄守宏: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着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课题,宏观经济政策要服从服务于这三大课题,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创新和完善。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打破了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继2013年实施“区间调控”后,2014年又推出“定向调控”,包括定向降准、结构性减税等。这就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总量性的区间调控与结构性的定向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框架。即通过总量性调控,使经济在合理区间“箱体运行”,避免大起大落;通过结构性调控,或“定向宽松”或“定向收紧”,有扶有控、有保有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协同调控、系统调控格局,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在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基础上实现更持久、更高效的增长。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重预调、微调和精准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区别情况、分类施策,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同时,注重预期调控,增加透明度,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政府调控方向。

在新常态下,以刺激有效需求为导向的需求管理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供给管理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质量更高。加强供给管理,关键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供给管理方式和手段。要加快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平等竞争,激发微观主体能动性,提高供给效率和弹性,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实现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施策推动“双中高”

记者:一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发布,增速继续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与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目标?

黄守宏: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与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目标。“双中高”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两个侧面,二者内在联系、相辅相成。我们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一要依靠扩大内需推动“双中高”。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放缓的形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我们要实现“双中高”,最大的潜力在内需。通过挖掘内需潜力,既能促进增长,也能推进结构调整。

二要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双中高”。针对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要着力加强第一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推动我国产业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三要依靠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推动“双中高”。能源资源供需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实现“双中高”。比如,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可催生培育一批产业。又如,治理环境污染,可以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这些既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一举多得。

四要依靠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双中高”。在新常态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对于实现“双中高”具有重要意义。要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要扩大出口,那就得按国际质量标准、发达国家质量标准来生产,就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不仅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整体水平。扩大对外投资,就要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同一层面进行竞争,这就倒逼我国企业提高素质和竞争力,进而通过传导带动国内发展。同时,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扩大开放可以倒逼深层次改革。我们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经济日报记者 陈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