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院发展看丝绸之路文化带建设

【光明日报·理论·实践】

中学西渐——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中以书院为载体的文化传播

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关键通道,其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硕,而其作为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在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播以及与罗马、波斯、印度的文化交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丝绸之路”如同一条沟通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它不仅仅承载着货物与商品的交换来往,更重要的是承载着沿线各国的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互通。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优秀的中华文明传入其他国家,并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有些甚至是左右着它们的发展。比如说,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其他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乃至资本主义的建立、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伴随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中国书院教育及制度作为文化的有形载体也同时走出国门,被移植到了国外,成就了中国书院发展一段令人瞩目的历史。

在域外建立的书院根据设立者的不同大体分两类,第一类是在华侨聚居的地区、由当地华侨创建的书院,由于早期的华侨大多目不识丁,所以一旦他们站住脚之后,首先要办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学习祖国的文字和当地的语言。因为只有掌握这两把钥匙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例如1771年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创办的明诚书院,该书院虽曾因各种原因停办过,但从诞生至消失,前后历时212年。这些由扎根所在国谋生发展的华侨华人兴办的书院,除了培养华侨华人子弟外,也同时将向当地民众传授中华文化视为己任。他们在所在国创立各种书院,既传授学问知识,又宣传中华文明理念及道德,促进其商业活动及文化理念更好地与当地融为一体。

第二类域外书院则是由所在国人所创立的,创立人多是仰慕中华文明,甚至有到访过中国的经历。据朝鲜《三国史记》卷46《崔致远传》中记载,“崔彦为年十八,入唐游学,四十二还国,为执事侍郎瑞书院学士。”至朝鲜李朝世宗元年,颁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书院,教诲生徒者,启闻褒赏。”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另外“外国传教士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1823年在新加坡设立新加坡书院,1839年在印度尼西亚达维亚设立了中国书院。1732年,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该书院历时137年(1732—1868)”。

相知相惜——丝绸之路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性

重建丝绸之路的动力是经济,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意义深远。这条经济带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涵盖30多亿人口,其形成与繁荣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成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不过,除了“经济带”外,“文化带”的建设也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概念,可以说,经济带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带的建设,同样地,文化带的建设会促进经济带的繁荣。单纯的经济合作只是短期的合作模式,只有建立文化交流,达到相互理解,相知进而相惜,国际合作才能深入持久。

重建丝绸之路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不难想象,在建设初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各种思想和文化会有交流、交融、甚至是交锋。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人们,能否充分、顺利地进行往来,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进彼此理解和相互认同,使大家都能够做到摆脱本位中心主义,承认多元并存,做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带”建设目标,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从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上看,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及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没有太多的壁垒和障碍,或者说,当存在壁垒和障碍时,如清末闭关锁国政策的出现,“丝绸之路”便也受到阻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面临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任务,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能够有效地缓解意识形态间的冲突,能够弥补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的不足,更能够扩大交流的层次和范围。

文化自信——建立高校“走出去”发展战略

在古代丝绸之路兴盛时期的唐朝,中国是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的国家,其经济的高度繁荣产生了极其绚丽多彩的文化,与域外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开放与自由,造就了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使得周边国家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学习唐朝文化的高潮。

就现代社会而言,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传播手段的欧美文化、西方文明,其互联网、好莱坞大片、百老汇等似乎是属于高势能文化,面对这种文化形式上的冲击,一味地封闭、逃避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应该充满自信地让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高校主动“走出去”。

中国高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能够加强与沿“一带一路”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加快在沿“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形成更多社会共识,奠定市场经济体系合理竞争、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基础。通过深入、生动的文化交流,加快与当地主流社会、主流媒体等建立联系和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尽快搭建好与当地民众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尽可能以当地听得懂、说得清的中国事情,构建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

(黄瑞敏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