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患癌保安:熬到妻户口下来 怕妻儿不能好好活

一纸户口，两种生活

新京报:为什么当时得到户口让你那样高兴?

吴树梁:别看只是一张纸,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可是天上地下。刚得病时,深圳的医生建议我们去广州肿瘤医院看病,当时各种穿刺检查七七八八的费用大概30多万,攒了半辈子的钱,一下子空了,当时如果有深圳户口,八九成的费用能省下来。

新京报:得病前对户口的事有过特别深的体会吗?

吴树梁:有,我儿子上学。为给他办学籍,前后跑了一个多月,求爷爷告奶奶,后来不行还回了趟河南老家。我儿子在深圳出生、长大,一句老家话不会讲,深圳就是他的家乡。但是不行,户口卡在那儿。

新京报:得病让你对户口的事感受更深了?

吴树梁:我是2012年年底确诊,2013年6月拿到了户口,有时候自己也琢磨,如果晚半年得这个病,那7个月就能省下20多万,那样以后对她们娘俩也是个保证。

我们街道办特别热心,想帮我办低保,我当时已经没法工作了,妻子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有低保的话我们一家三口每人1300块,一个月就有3900块,太重要了。

但低保要求一家三口都得是深圳户口,街道的人也有心无力。

新京报:当时你是租房住的?

吴树梁:房东知道我得病,怕自己的房子里死人,想方设法赶我们走,妻子瘦得跟竹竿一样,折腾了一个月,才找了个不太理想的地方住,特别狼狈。如果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就能申请廉租房,但妻子的户口卡在那里。

我还比大多数人幸运些

新京报:所以解决妻子的户口异常迫切?

吴树梁:一个男人有了家,就不能单想自己。拿到户口,我没什么时间去高兴,赶紧查相关规定怎么把儿子和妻子的户口迁过来。癌症的事情让这一切更加迫切了。

儿子的户口在2013年10月迁入深圳。但妻子的就没那么容易,去年4月,深圳的政策调整,配偶随迁入户的年限由两年变为三年,就是说如果我活不到明年6月,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新京报:在拿到户口之前,想过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吗?

吴树梁:儿子2004年出生,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盘算着有天买了房子,就能通过积分入户的方式落户。但后来房价疯涨,这个念头就破灭了。

新京报:有没有找过落户的相关部门,有特批的可能吗?

吴树梁:找过,但是规定就是规定。至于特批,前两天《广州日报》关于我的报道出来后,这边公安机关说要考虑特事特办,但后来我辗转听说这个口子他们还是暂时不敢开,因为一旦开了,以后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各有各的难,怕收不住。

另外就是我协警的身份,当时虽然工作关系隶属保安公司,但是我工作地是在派出所,如果给我开口也担心外界的舆论不好。

新京报:因为户口生活有了很大反差,会觉得不公平吗?

吴树梁:私下里跟老乡吃饭也会抱怨一下。但相比很多来深圳或在其他大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我比大多数人要幸运。有很多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比我久的人,一辈子也拿不到这个指标。拿当时我们保安公司来说,二三百人提出申请,最后只有四五个人拿到,我当时已经超龄,能拿到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