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华侨客属领袖胡文虎

　　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现下洋镇)中川村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是著名客属领袖，誉满中外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胡文虎为抗日战争捐赠的财物达千余万元之巨，为全国之最。1941年2月，胡文虎以华侨代表身份飞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机关报《新华日报》以《华侨巨子胡文虎抵渝》为大字标题，对胡氏乐施善举、义助抗战作了长篇报道，轰动神州大地。“胡文虎”，成为海内外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特定名词之一。

　　1、崛起海外的大富翁

　　胡文虎这位环球驰名的客家后裔，1882年1月16日问世在缅甸仰光。其父胡子钦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胡铨的后代。据《胡氏族谱》考证，胡铨当年因奏斩秦桧被贬而闻名于世。其后裔在战乱和饥荒中辗转迁徙，有一部份就定居在客家土楼群立的永定金丰大山。其第31代裔孙胡子钦于19世纪末冒险乘坐“大鸡眼”船，漂洋过海，只身前往仰光，悬壶济世，以中医业为生，创建永安堂国药行，深得旅缅华人的敬仰。嗣后娶潮州籍侨女李金碧为妻，生文龙、文虎、文豹兄弟三人。文龙早逝，文虎、文豹成为胡氏永安堂成功的继承者。

　　胡子钦1908年逝世，他临终遗嘱只有六个字：“做人要有志气。”胡文虎牢记心中，以立志变革为己任，在永安堂频临倒闭之际，他对中草药来一场大的改革，研制生产成药，成为闻名于世的“万金油大王”。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发展，胡氏从缅甸外迁。1923年在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1920年在总行开设制药总厂，有管理和技术人员30多人，生产工人600多人。其生产规模每年可产万金油900万打，八卦丹300万打，头痛粉600万打，清快水60万打；每年营业额达叻币1000多万元。上世纪30年代中期，永安堂的成药业又有新的发展，除仰光老行和新加坡总行外，还在曼谷、吧城、槟榔屿、棉兰、泗水等地设了分行。国内各大城市，如上海、汕头、厦门、福州、汉口、长沙、天津、广州、海口、惠州、贵阳、桂林、昆明、西安以及香港也设立分行，在较大的村镇还设立特约经销处。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的虎标良药产业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各地最缺乏的物质，除了武器弹药，就是药品。当时，虎标良药在这个时期畅销于整个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包括中国东南亚以及印度这三大人口最多的市场。据经济学家估计，“虎标良药可能性的顾客相当于地球全人类的半数以上。”“万金油使胡文虎发财何止万金，而是无量数，”（引自康吉父：《永安堂发家史》香港文艺书室出版）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与分析，当时胡氏永安堂最高年产值可达叻币1.2亿元。

　　胡文虎是很有远见的企业家，他深知媒体的重要，在胡氏的发展史上，与万金油产业兴旺发达相辅相成的，是胡氏星系报业，来头之猛，大有异军突起之势。

　　胡文虎除了早年在仰光兴办《仰光日报》、《仰光晚报》外，从1928年创办“星报起，到1951年创办“星泰晚报”止，共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星系报新闻体系：

　　1928年——创办新加坡《星洲日报》

　　1929年——创办新加坡《星华日报》

　　1931年——创办汕头《星华日报》

　　1935年——创办厦门《星光日报》

　　1935年——创办新加坡《星中日报》

　　1937年——创办广州《星粤日报》

　　1937年——创办重庆《星渝日报》

　　（一年后将全部设备转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

　　1938年——创办香港《星岛日报》

　　1938年——创办香港《星岛晚报》

　　1938年——创办香港《星岛晨报》

　　1939年创办槟榔屿《星槟日报》

　　1940年——创办新加坡《总汇报》

　　1947年——创办福州《星闽日报》

　　1948年——创办香港英文《虎报》

　　1951年——创办曼谷《星暹日报》

　　1951年——创办曼谷《星暹晚报》

　　胡文虎制订的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他主张新闻自由，开明办报，不仅使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很有声誉，而且成为促进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胡氏亦被誉为“报业大王”。当然，星系报业在宣传虎标良药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使万金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世人皆知；而万金油的兴旺，又为办报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这一时期，胡文虎已赢得“东南亚华侨首富之称”，他拥有万贯家财后，继续扩展虎标永安堂分行，除了办中文报纸，还有英文版报刊，促使他的企业形成跨国网络系统。同时，他还投资经营开设银行、房地产业等，自购飞机载送报纸，这在当时东方世界，都算一件破天荒的创举。日本经济学家游仲勋著的《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一书中，高度评论了胡文虎的产业规模，成了东南亚华侨中的“银行、保险、制药、报纸等多种行业企业的财团”（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2、爱国爱乡的慈善家

　　胡文虎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成了东南亚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位宅心仁慈、广济博施、热心公益事业的大慈善家。因此，这位爱国侨领深得人心，且有广泛的坚实群众基础，深受广大侨胞的拥戴。在扩充自身产业的同时，胡文虎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忠义信条和人生哲理，规定每年所得利润的25%（后来又增至60%），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费用，制订了在全国兴建 “千所小学”“百所医院”的宏伟规划。

　　胡氏致力于普及教育，除捐15万元资助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学院，厦门中学等四十余所大、中学校外，1934年又捐350万元，计划五年内兴建千所小学，并把专款汇存在上海、昆明、香港等中国银行。到抗战爆发时，全国已建小学300所，其中福建70所。胡氏对卫生事业亦十分重视，汇回1000万元，分存于中央、交通、农业四家银行，拟作兴建百座医院（大县一座10万元，小县一座5万元）。他大声疾呼“体育之功至为伟大”，捐款2.5万元在福州建体育场、在海南岛建游泳池；资助各类体育运动大会5万元；特拔60万元给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载誉而归，为华人扬眉吐气。

　　长期以来，胡文虎热心于赈灾济难事业，1927年夏季漳州水灾，1928年春季汉口火灾，1935年夏季长江水灾，1937年春季西藏大旱灾等，他先后捐赠50万元以及大批虎标良药给灾区急用。此外，胡氏于1935年捐资20多万元，在福州、厦门、泉州、永春各建一所新式监狱，还设立技艺部，使犯人在监狱禁期间能学一技之长，出狱后能自谋职业，不致重入歧途。

　　为了表彰胡文虎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功绩，国民政府先后颁给“益在民生” “仁心义举”“泽流狱岸”等匾额及金质奖章；英皇乔治六世特赐大帝国文官勋爵（O 、B、E），称赞胡文虎为“大慈善家”。

　　胡文虎还以极大的努力扶助世界客属事业的发展。他在新加坡首创南洋客属总会，在香港创办崇正总会，成为全球当然的客属领袖。他还拨出巨资供历史学家罗香林研究撰写《客家源流考》等巨著，再现了家客先民五次大迁徙的悲壮史实，感动了世界，推动了全球“客家热”不断升温，经久不衰，一直延至今日五洲四海，凡有阳光、有海水的地方，都在致力于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在报道中证实，胡文虎“抗日战争中，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他在抗战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1931年“9.18”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胡文虎立即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并首捐二万元和大量药品。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胡氏致电声援，汇捐三万元和大量药品；同时又捐一万元作为香港红十字会赴沪救护队费用。何香凝组织救护队北上服务，胡氏汇捐一万元，赠虎标良药10万包。1933年，胡氏再赠虎标药品30 万箱，由军事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转送前方。1936年秋，胡氏又赠虎标药品4万件，交阎锡山分赠前方将士。1937年“7.7”事变到“8.13”全面抗战爆发，胡氏捐献大批纱布、药棉和药品，由宋庆龄转交何香凝抗日救护队，同时资助香港红十字救护队500多学员毕业回国服务。

　　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抗日救国公债

　　抗日战争期间，胡氏以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总会常委和南洋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投入抗日捐募活动，至1938年共认购公债1300万元，义捐款2000万元，合计3300万元，其中胡文虎一人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国币，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成为抗战中个人捐款最多的华侨。他致电国民政府所属机构表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1939年，胡氏购买10万元名誉券，捐募义款，以表爱国热情。令人注目的是，1941年春，胡文虎赴重庆参加参政会开幕式期间，捐献200万元战伤救济款，认购公债50万元，捐赠救护车4辆，纱布数万筒，药棉9000磅，绒布8万大捆，金鸡纳霜5万大桶，虎标良药上百万包，作为前线救伤用。在抗日战争期间，胡氏仍继续积极从事赈灾济难事业。1938年厦门沦陷，福建严重缺粮，胡氏立即集资组织公司在海外购大米10 万多包，运往漳州、泉州，平价上市；同年冬捐款1万元，作为香港救济难民委员会费。1941年香港沦陷后，胡氏捐款救济粉岭儿童救济院，收容孤儿数千人。

　　1941年2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盛赞胡文虎的爱国热情， “胡氏宅心仁慈，广济博施，十几年前即决定提存永安堂赢利四分之一为慈善公益专款，后逐年增至十分之六，盖胡氏之言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二十年来慷慨输财，或办公益，或作善举，或助建设，或资抗战达千余万元之巨，抗战以后，胡氏付资于义捐及公债者达数百万元。又胡氏对文化事业亦甚致力，所办星系报八大报，盛誉中南……”

　　胡文虎的星系报业决不是世人所说的纯为万金油做广告，而是带有明确的宣传抗日救国目的的。在1938年《星岛日报》创刊号上胡氏提出其办报宗旨是：“一、帮助政府从事于抗战建国之伟业；二、报导新闻，兼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改变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1940年接办《总汇报》时，胡氏曾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坚民众之信念。”胡氏还提出新闻事业的原则：“报道必须翔实灵通，促进中外国际友好睦谊，倡导地方各民族融和合作。”沟通中南消息，促进侨胞与祖国感情。在抗日时期，他不遗余力连续创办了十几家报纸，对促进华侨团结，振奋民族信念，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无疑是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据香港《文汇报》顾问，原《星华日报》总编张问强先生回忆说：“1931 年《星华日报》开办以来就主张抗日。此报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进行激烈斗争，被誉为“华南最优秀的报纸”。其中有进步编辑张壮飞、黄绿萍、林仙娇、江练潮、张问强等人，进步作家李菊生、吴南星、饶新凤、蒲义、杜埃、王亚夫、杜桐等人。以后厦门办了《星光日报》，福州办了《星闽日报》，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不少著名的文化人士，都曾经在星系报工作过，如郁达夫、金仲华、胡守愚，分别在《星州日报》、《星岛日报》、《星中日报》担任过主笔，发表进步言论，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华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8年8月创办《星岛日报》，金仲华为总编，邵宗汉为主笔。该报以其鲜明的爱国倾向在海内外被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号角”。

　　“9.18”事变后，广大侨胞受着星系报的抗日救国舆论鼓舞，群情激昂，踊跃捐款支援抗日，单《星州日报》当时就代收代汇各种汇款100多万元。足见星系报在侨胞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此外，星系报还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爱国青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报馆通过胡氏的支持资助，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转到内地奔赴抗日前线，光香港大学生就有百余人。“对于忠字，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胡文虎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峥峥誓言。

　　3、二十世纪的“蔡中郎”

　　胡文虎是一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传奇人物。1954年9月5日，胡文虎途经美国檀香山，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于皇后医院，享年72岁。从客籍郎中，到创制万金油等系列虎标中成药，一举成为闻名中外的华侨企业家，他走过的道路可谓是崎岖之极。但是，在近半世纪的岁月中，胡文虎却成了20世纪的“蔡中郎”，成为争议最大的海外侨领。

　　纵观国内外对胡文虎的研究，其争论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如何看待胡氏的“东京之行”。有人疑为“汉奸”，有人认为是“媚敌”，有人断定为“失误”，有人说那不过是和日本人周旋而已。

　　事实真相如何？我们只能透过历史背景，通过调查的大量史料，去探讨胡文虎东京之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才能拔开时代的迷雾，还胡文虎本来的面目。

　　众所周知，胡文虎的东京之行是在1943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折的一年。在西欧战场，盟军攻入西西里岛，北上进攻意大利本土，巴多格里奥陆军元帅率意大利军投降，从而使盟军控制了地中海。德国本土正遭受空袭，鲁尔废墟，汉堡则夷为平地。在苏联战场，希特勒的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后，红军正大规模西进。在中国战场，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军民抗日热情高涨，东条推进的“治安强化运动 ”被粉碎。在太平洋战场，自从中途岛战役后，盟军大举反攻，其时日本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也急剧恶化，迫使东条不得不接受他的顾问佐藤贤子的建议，“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条英机以解决在他们占领下的香港断水、断电、断粮问题为由，邀请胡文虎“驾赴东京一唔”。胡文虎经再三考虑，目睹香港沦陷后民食恐慌，饿芋载道之惨景，终于以“事关民食”问题，答允前往东京。而东条引诱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参与其“和平攻势”的阴谋，却遭到破产。

　　胡氏的东京之行，是一件很清楚的历史事实，为何长争不休？除了错误思潮的干扰，畸形心态的演化，还有思维方法问题。正如列宁指出的：“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裙带和玩弄实例更普通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香港沧陷后，胡文虎被日寇拘捕审讯，星系报被封停刊，港澳同胞因断粮而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同时，东南亚华侨活动被禁，侨汇冻结，我东南沿海民众粮荒严重。胡文虎在处境艰险的情况下，坚持正义，无所畏惧，表现出撄凶击锋的凛然气概。他对驻港日军种种暴行深感痛切，愤然往见日驻港总督矶谷廉介，指责宪兵队暴行，并发表谈话说：“纵使我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能缄默忍受。”出于侨领的责任感和慈善家的良心，考虑到华侨利益（包括胡氏企业利益），为解救香港民食恐慌，他不避“媚敌”之赚，跳跃在政治钢丝绳上，在东条英机一再邀请下，毅然赴东京进行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斗争。1943年11月，胡文虎返港后，在《星岛日报》发表声明：《何事赴东京？》主要说明他的东京之行，解决四大问题：（1）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准于自备船只从仰光暹罗等地将大米运往港澳；（2）关于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准于恢复华侨组织活动；（3）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准于恢复华侨银行允许汇款安家；（4）关于香港方面问题，维护港澳同胞和华侨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属于华侨生命财产和爱国自由的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文虎机智地挫败了东条英机的“和平攻势”，坚决拒绝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1984年5月31日新加坡《联合晚报》又一说：东条“请胡文虎出任香港市长，胡氏没有接受，只当一个普通市民”）。表现出我炎黄子孙的爱国骨气，就是在日本刺刀下发表这一声明，胡文虎只字不提日寇的战略口号“大东亚共荣圈 ”，却针锋相对地大声呼喊：“中国人爱中国，为国民天职”！充分体现了胡文虎震撼环宇的超群胆识和爱国气魄。

　　据胡知非先生回忆，当年曾问及“虎叔到东京去了一次是为了什么？”胡文虎答：“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没饭吃，饿死不少人，我想，我信佛，日本很多人也信佛，我曾做过许多慈善事业，他们都说我是慈善家，为了救人，应该想法运米来分给大家吃嘛。这里的日本军人说，要米需到东京去求。我便毅然前去。”他认为去东京，确是做了一桩好事，尽管日本当局出于“和平攻势”战略之需要，必然作出争取著名侨领胡文虎的计策安排，请胡文虎“东京之行”，但胡文虎将计就计，并未上当。他以可贵的爱国之心与救民之志，善于在逆境中救生存，敢于跟魔鬼打交道，东京之行，使敌人的阴谋破产，却又不得不公开承认胡文虎提出的正义需要。对于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广大侨胞展示一线新的希望，增添一股斗争勇气，难道不能说这正是胡文虎的历史功绩吗？

　　有人对胡氏“东京之行”不作细致的考察，没有任何的史料，仅以“听说 ”、“如果”、“可能”就是常识上的错误。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汉奸卖国”，有三条基本标准，是否出卖民族利益，是否出卖国家主权，是否出任伪职？这三条，胡文虎一点也沾不上边。

　　历史在同一时期，记载了胡文虎的爱国功勋，他捐助祖国抗日的财物名列华侨榜首，荣获国民政府一等金质奖章，海陆空军一等褒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以至英国人惊呼胡氏捐赠款项是一个天文数字。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对于胡文虎这样一位对抗日救国作出伟大贡献的爱国侨领，有人还在说三道四，极力贬低，正如列宁所说的：那“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标舍舟步归》《陆游集870页》）蔡中郎是东汉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曾任左中郎将。传说因义于上疏，触犯天规，被判极刑。死后在南宋流行的南剧《琵琶行》中才得以昭雪。南宋大诗人陆游感叹地写下这一历史名诗。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文虎成了20世纪的 “蔡中郎”。

　　上世纪80年代初，胡文虎的历史悬案终于得到澄清。1983年2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接见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郑重评价胡文虎为“爱国华侨”、 “商界巨子”。项南一言九鼎，为胡文虎作出公正的历史性结论。尔后，胡文虎爱女胡仙博士多次访问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令人可喜可敬的是，胡仙继承其父之志，于1993年10月在福州创立胡文虎基金会，大举兴办公益事业，捐资总额已达 2500万元，受助学校15所，这一盛举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如今，世界进入信息时代，高速公路开进闽西。“满村听说蔡中郎”。胡文虎家乡的土楼群成为当今海内外旅游胜地。胡文虎的历史功绩，在世代传颂着。他最爱唱的儿歌，成为客家祖地的流行歌曲：“月光光，照四方；唐人街，夜茫茫。人生就为一口气，佛爷也争一炉香，阿妈盼我快长大，做个炎黄好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