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866年，随着船政建设的破土动工，在马尾这片热土上西学兴起，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标准时间概念也在这时一并传入，据可考历史，船政曾出现过三座钟楼，本期我们就一同拂去历史“封尘”，共同见证船政时间的开始。
时间，是丈量光阴的尺度，对现代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概念，通过钟表、收音机、电视、手机、互联网等等途径，都可以简单迅速地获得标准时间，正是有了精确化的标准化时间，社会生活才能变得高效，步调一致、有条不紊。
19世纪工业化时代来临，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标准时间概念得到普及。1866年岁末，船政建设在福州马尾破土动工，来自欧洲的标准时间概念也在这时一并传入。如果说船政生产厂区内出现的烟囱、西式红砖车间、船台、船槽、铁栈桥等建筑是工业近代化硬件设施的代表，那么船政还有另外一种意义重大的标志性建筑，代表着全新的生产理念和生活习惯，代表着软件方面的近代化，这就是船政的钟楼。
今天在船政文化城马尾造船厂片区内，依然可以看到一座造型秀丽、通体白色的船政老钟楼，不过历史上，船政有据可考的西式钟楼实际上一共出现过三座，其中最早的两座诞生于船政的创建时代。
清代的中国，有关时间的记录仍然采取的是古老的十二时辰制度，总体上尺度较为写意和粗率，缺乏标准化。在民间，人们的劳动、生活则更是习惯依循着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没有细致的时间概念。当亘古未有的船政事业在马尾落地，随着西方技术团队到来的，除了近代化的工业设施、科学技术外，还有同样近代化的管理制度，要使整个船政上下动作一致，使各种生产、教学活动高效有序，必须要有一套精准的时间来作为标准，在这一方面，也学习欧洲工厂中的模式，采用西式的24小时记时制度。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西式标准时间，船政需要自行创建一种时间标准，乃至授时体系。现代所存的船政档案中，尚没有关于船政如何确定时间标准的记录，但结合同时期上海等地的情况看，即有可能参照了本地的日出日落天象，系之于24小时制度，创立了一个特殊的“船政时区”。这种时间的普及、推广，就是通过在厂区内设立大型的公共授时工具——西式钟楼，以此来实现船政区域范围内的时间标准化，使得船政官绅员匠都以一个共同的时间维度来工作、生活。在小地理区域范围内设立公共标准时间的做法，正是清末中国开始引入西式时间制度后的最早模式，船政时间的确立在中国东南地区具有开创性，只比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设立公共钟楼晚了不到一年。
从历史照片来判断，船政的第一座钟楼出现在铸铁厂附近的空地上，是一座高大的塔形木质建筑，外观上有点类似气象观测用的西式百叶箱，高度则达到了6米左右，和身旁的铸铁厂建筑相比也并不逊色。这座钟楼内安装了西式的自鸣钟，建筑推测分为上下两层，在上部的外墙设有两面直径很大的表盘，一面朝向船政船台、机器厂所在的方向，远眺滔滔马江；一面则对着船政衙门、前后学堂所在的行政、生活区方向，表盘的样式和当时法国罗什福尔船厂、地中海船厂的钟楼上的形式相同，整圈分作12个刻度，用罗马数字标记，盘面上有时针、分针两根指针。当正点和半点时，大钟会鸣响报时，成为指示整个船政工作、休息的准绳，船政早期创建“万年清”等蒸汽军舰，制造亚洲第一台原创蒸汽机，都是与这座钟楼的针影钟声相伴。
△船政历史上第一座钟楼与“万年清”号合影
继这座单体钟楼之后，船政在19世纪70年代又设置了另一座钟楼，位于船政生产管理机构，办公所的屋顶上方，是一座体量较小的塔式钟楼，安装自鸣钟，也带有两面表盘，具体的朝向和样式和铸铁厂附近的大钟楼一致，只是表盘的直径较小。
△船政历史上第二座钟楼
船政早期先后出现的这两处钟楼，曾经相安无事、和睦共存，在船政委员黄维煊所著《船政局厂告成记》中就记述到了这两座钟楼的存在和其功能，“……置大自鸣钟、号钟各一架，工匠凭以作息者也。”饶有趣味的是，1865年开工，依靠法国技术合作，与中国船政颇具渊源的日本横须贺制铁所内，当时也有两座样式相仿的钟楼，其中单体式的称做“鸣钟”，在屋顶上的称做“时钟”。
△船政历史上第一座钟楼与第二座钟楼合影
船政历史上的第三座钟楼，就是至今仍然保存着的白色钟楼。钟楼建成于1927年，由时任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主持修建，推测是因为船政原有的两座老钟楼彼时已经不胜工作，所以营建新钟楼取而代之。这座钟楼为白色塔状单体式建筑，楼高18.2米，上下共计5层，造型较为特殊，历史上安装自鸣钟报时，带有4面圆形表盘，现存建筑中虽然自鸣钟早已不在，但是曾经安装表盘的4个圆形孔位还清晰可见。钟楼底层正面的楣额上带有“总务处”字样，民国时代的总务处实际就相当于清代船政的办公所，侧面楣额上则有不同寻常的装饰图案，两翼的卷草纹饰衬托中，赫然是民国北京政府时代的海军军徽纹饰：环绕在嘉禾之中，带有海军锚图案的宝鼎，说明着当时福州船政局直属于海军部的特殊地位，这也是我国目前现存唯一的带有民国初期海军徽志的历史建筑。
△现存的船政历史上第三座钟楼
西式钟楼给船政带来了现代时间概念，同时也带来了当时中国前所未见的现代工作时间制度。从清末开始，船政就开始采取平均每天10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制度，而且严格规定了作息时间，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采取工作时间管理体制的机构。根据史料记载，船政生产厂区的作息时间根据白昼时长，分为春秋冬季的短日制，以及夏季的长日制，其中短日制下，每天早晨6点半上班，中午11点下班，下午12点上班，傍晚5点半下班；夏季长日制下，每天早晨5点上班，中午11点下班，下午2点上班，傍晚6点半下班。在那时，每天船政上千名工人、学徒们凭着考工所、艺圃颁发的腰牌，依循着钟楼的时间上班、下班，成了马尾的一道风景线。
船政创建的初期，造舰、造机生产任务繁重，每每需要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进行加班。此时，标准化的时间又成了核算船政工人们加班费的重要标准，傍晚下班开始如果加班到晚上9点、10点，加班工人要额外计算半个工，如果加班到了夜间12点，则计算为一个工，倘若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则计算为两个工。船政从清代开始就采取工分制，工分直接与工资收入挂钩，作为衡量工分重要标准的钟楼，此时就有了另外一层重要的意义。
当时在船政工作的工人们可能不知道，在大海的那一边，日本横须贺制铁所的工人也是平均10小时工作制，而且也分成短日制和长日制，他们短日制的上班时间是当地时间早晨7点，中午11点半下班，下午12点半上班，傍晚5点下班；长日制早晨6点半上班，中午11点半下班，下午12点半上班，傍晚6点下班。这一制度在1872年被日本工部省普及成全日本工业企业的作息时间。
历史上，船政三座钟楼所用的都是机械式的自鸣钟，定期要有人“开”钟，保证其运转正常，而遇到每周天休息日，或者春节等假期时，还要自行将钟“停”掉。在船政的档案中也有生动的记载。1897年的中秋节，船政厂区按例放假休息，轮机厂一位名叫孙定成的宁波籍技工被派去照料钟楼上的自鸣钟，假期之前，负责将钟“停开”，等到假期结束，在工作日来临前，则负责将钟重新“对准”，从当时船政支应处的财务记录看，这种照料自鸣钟的工作似乎属于额外加班，“停开”和“对准”各一次，孙定成一共领到了400文钱的额外津贴。
船政钟声所及，24小时制的时间也传播到了邻近的马尾乡间，原本只是船政内部所用的时间渐渐成了马尾地区的共同时间，马尾由此成为近代中国较早进入现代时间的地区，“船政时间”是中国近代时间制度上的一个重要范例。
作者：陈悦（海军史专家、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