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教师性侵幼女 家长为5万维稳调解款撤诉(图)

　　小田的女儿经常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发呆

　　事发后，小田再次来到事发地

　　宁夏教师性侵幼女 18万精神康复费索赔缘何撤诉

　　法院只支持“已发生”的康复费用 后期费用需“随花随诉” 众家长选择一次性调解

　　10月28日，宁夏教师性侵12名幼女案二审开庭。灵武市乡村教师黄振辛，因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银川市检察院以“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目前，该案尚未宣判。

　　一审庭审中，12名受害儿童的代理人提起了每人约18万元的心理康复费等诉求。囿于法庭只支持的“已经发生”的费用，而前期心理康复费只有1800元。依照判决，每个家庭得到的赔偿将不足两千元。如果接受调解，则可得到5万元的调解款。最终，12名受害儿童家长，选择撤回诉求，签约调解。

　　2013年10月23日，四部委联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康复费用纳入判赔范围，这被视为最大“亮点”。然而两年过去了，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得知，由于该条款宣传不够，加之没有配套的实操细则，很多基层审判人员对此并不知晓，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家庭更少提起相关赔偿。个别提起的诉求，因需提起多次诉讼给当事家庭带来的“负担”，多被地方从“维稳”考虑的调解协议所替代。至今全国鲜有判例。

　　从银川到灵武，百十公里近一小时的车程。小田的家，像村内很多人家一样，贴有象征富足的瓷砖。虽然女儿已经7岁过半，当年夫妻俩的婚纱照却还挂在墙上。

　　作为宁夏灵武性侵12名幼童案的“揭盖人”，小田夫妇的女儿是12名受害者之一。去年4月18日，循着两名“斗嘴”女孩曝出的惊天秘密，小田夫妇经向同校就读的女儿小心询问，继而与周围数位家长核实，幼儿园男老师黄振辛性侵女童长达一年的事实浮出水面。

　　“邻居告诉我媳妇儿，她听见两家女孩闹嘴时，嚷出了‘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的话。媳妇儿和我起先不信，后来决定向女儿核实，她才说出老师用‘牛牛’(当地土话)蹭自己下边。”小田说。

　　女儿所在的幼儿园，是灵武市郝家桥镇狼皮子梁学校下设在漫水塘村的教学点。全校只有黄振辛一名男教师，掌管着全班二十几名学生，其中一半是4到7岁不等的女孩。

　　当晚，小田拨打了110。第二天上午，54岁的黄振辛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警方带走。随后一系列的侦查证实，该校12名女童，均遭到过性侵。

　　2015年8月5日，银川市中院一审判决黄振辛无期徒刑，认定其在教室、操场等地，对12名女童进行过强奸或猥亵。

　　丢魂的女儿

　　一直对报警选择表示无悔的小田，很快发现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推倒后，后面的局面无法掌控。

　　女儿的性情突变，令他措手不及。

　　每隔一两夜，入睡后的女儿便会噩梦连连。她时而蜷着身子翻滚，时而叫嚷“那里有虫”。

　　白天，她常一人蜷缩在沙发上，双手夹在腿部，将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望向上方。任凭家人怎么劝说，她就是不肯挪地儿，再哄便哭。

　　“有天傍晚我开车回家，看见她一人坐在村头的石阶上。身后的太阳就要落山，背光中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女儿那刻孤独无助的身影深深刺痛了小田，他赶忙掏出手机，拍下了女儿的那个瞬间。

　　事发一年零7个月后，小田车上播放器的SD卡，还留存着他给女儿“偷拍”的各种照片和视频。上面的影像，定格在去年5月到6月，事发初期那段最难挨的时日。

　　小田女儿的情况曾一度出现好转。谁知，一入读小学，她便显示出种种的不适。

　　“一上学，她便三天两头被请家长。老师看她听不懂，把她调到前排眼皮底下，结果一提问还是什么都不会。你说，一年级的功课能有多难？”孩子的爷爷边说边摇头。

　　11月17日傍晚，就在北青报记者采访之际，放学归来的女儿，给小田掏出两张期中联考试卷，上面的成绩显示，语文22分、数学33分。

　　瞬间，小田便变得无语。过了一会儿，小田指着屋外一人高的院墙说，从前那个爬墙上树“男孩儿型”女儿，再也找不见了。

　　“你要问那事对咱孩子的影响，出事前，她是我四个孙辈中最聪明的一个，现在，她是最笨的一个。一句话，从那以后，她丢魂儿了。”一边的爷爷补充道。

　　离开小田家时，女儿正趴在床上画画。A4纸大的画本上，她只选取了六分之一的边角构图，画面中密密麻麻“叠摞”着各种看不出形状的东西。

　　另一幅水果临摹画中，本应五颜六色的水果，被她一概涂成黑色，彩笔就在一旁的书包里。

　　“一年半前，她被送来心理疗伤时，选取的就是黑色或深褐色的画笔，然后在画纸上涂成黑黑一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她画面上的麻乱黑团，是内心‘黑洞’的一种象征，是伤害带给孩子内心阴影的一种投射。”宁夏艾伊健康研究中心的陈广丽说，一年半前，他们曾给受害儿童做过四五次心理干预，“没想到，现在她的内心世界仍处于封闭之中。”

　　失控的母亲

　　11月15日，北青报记者初访小马。脸上写满疲惫的他，发顶尽显稀疏，与他未足而立的年龄很不符。

　　作为12个受害儿童的家长代表，事发后，小马一直四处求助，上北京、赴上海、闯银川，靠贩养肉羊为生的他，由于疏于照料羊群，羊只染病死了不少。近来羊价大跌近半，靠羊为生的他，前后损失了二三十万元。

　　他的低迷不振，曾被人们解读为生意受挫，但在沉默许久后，他向北青报记者吐露了真正的“心结”。

　　“孩子这事出来后，我媳妇儿的性子变得暴躁。原来她最疼这个女儿，现在没事就拿她撒气。每次进羊回来，儿子就会悄悄告状，说妈妈又骂姐姐了。偶尔忍不住时，女儿也会直接哭诉，说我不在时，妈妈又打她了怎样怎样……”

　　小马因为生计，经常要在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奔波，一年365天，一半以上的时间不能着家。

　　在有数的几天居家的时日，为女儿的事和媳妇儿闹别扭，就成了家常便饭。“事发后，女儿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夜半突然吵闹，怎么喊也喊不醒。一到这时，我媳妇儿就会骂她，而我就会骂我媳妇儿。最后，就是我开车离家，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在车里呆上一天。”

　　小马告诉北青报记者，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媳妇儿。他们当地的文化风俗，将女人的“贞洁”看得很重，女儿遭性侵这事一出，观念保守的媳妇儿，难免会认为她变得“很脏”，不再“干净”。

　　“最冲动时，她甚至对女儿说过‘你怎么还不去死啊’这样的话，每到这时，我就感到心痛得不行！”

　　面对来访的客人，小马的女儿会以这样的姿势迎客：依墙而立、身体前倾、双手低垂、眼光躲闪。一眼望去，像是个犯了错甚至正在悔罪的人。

　　“我就是‘恨’她，恨她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小马的媳妇儿这样向塔拉解释，后者是来自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持的援助律师。

　　在塔拉眼中，小马媳妇儿的这种“自我辩护”，其实是另一种自责，是在为自己作为母亲的保护“失守”寻找出口，只是在下意识中，她把对自己的不满找茬发泄向了孩子。

　　中国科学院保护儿童及家庭心理支援中心主任龙迪博士，长期进行遭受性侵犯的家庭经验的跟踪研究。

　　在她看来，国外研究已经证实，遭受性侵犯的经历并不必然导致受害者的终生心理创伤，家人给予的支持最能减少孩子的心理伤害。反之，家人如果不能给予孩子正向的帮助，很有可能“在孩子伤口上撒盐”，对孩子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

　　“性侵害发生后，不光是孩子本人，他们的家人也亟须专业的心理干预。可惜的是，专业人员和现有的政策法规，在关心孩子的同时，常常忽视帮助其家人治愈疗伤，导致家庭难以给孩子未来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龙迪认为。

　　无奈的撤诉

　　在12个受害家庭中，老白的家境属于下等。因为他们夫妇，始终在家务农，靠六七亩地种玉米谋生。

　　“玉米一年只产一季，按每斤1元左右的价格，1400斤左右的亩产，收入约1400多元。扣除化肥、人工、水电等，一年的总收入在六七千元。”老白告诉北青报记者。

　　老白家有两个孩子，出事的是老大。按老白的描述，至今为止，女儿仍然胆小怕人，“天一擦黑就不敢出去”。

　　在黄振辛被提起公诉的同时，1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为受害儿童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代为提起附带民事的赔偿请求。他们向黄振辛及教育主管部门等五被告，为每位被害人提起连带赔偿各种损失约19万元。

　　“这笔钱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出处。其中约18万元，是心理专家对受害女童逐一测评后，给每人开出的约18万元的后期心理康复费用。”小田家的代理律师、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吴晖说。

　　四部委《意见》出台后，吴晖一直关注性侵儿童的心理康复费落实情况，并进行了多方调研。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损害和必然发生的损失，而精神康复的费用没有涵盖在内。四部委的《意见》，首次将性侵儿童的精神诊治费用，纳入赔偿范围，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亮点。”就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而言，吴晖认为，相比人身创伤，她们的心理创伤可能更严重。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在事发半年后，奔赴当地为这12名受害儿童做过一系列心理测评。在他提供的《受害儿童心理创伤症状评估表》中，有三名女孩的心理创伤程度达到5分的最高分值，平均分数为4.7分。

　　在这创伤度最高的三人中，就有遭母亲“唾骂”的小马的女儿。

　　“春风网”是大陆第一个预防性侵犯、援助遭遇者的公益平台，创始人隋双戈博士说：“童年时期的性伤害是最严重的心理创伤之一，其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往往是长期的，需要尽早和系统的心理干预。”

　　去年5、6月份，12名受害儿童赴银川做过四五次心理咨询，这笔费用为每人1800元。

　　“一审开庭时，我们提出了18万的心理康复费用。依照法律，法院只支持‘已经’发生的费用，所以，走判决，每个受害人只能得到1800元的赔偿。”吴晖介绍，18万元的康复费用很难“一次性”得到解决，后期的康复费用只能以‘实报实销’的方式，花费一笔索赔一笔，“并且需要向被告人提起诉讼追讨”。

　　对于老白和他的家庭来说，在1800元的判决，和5万元的维稳调解款之间，选择并不难，因为这笔钱是他家七八年的总收入。

　　“我不要1800元，只想要这5万元。”老白的声音听上去微弱但很坚定。他的选择代表了更多家长的意见。在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律师们放弃了法律上的突破判例，选择撤诉并签订了调解书。

　　调解款的用处

　　在漫水塘村，这12户遭受性侵的家庭，集中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谁家有什么动静，转眼间便会四散开来。

　　北青报记者在村中走访时，见到村西一家新起的房子。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透露，7、8月份调解款一到手，这家人便起了新房。在当地，起这样一栋房子，恰好要五六万元。

　　问他从何判断盖房是动用的这笔赔偿金，这位家长回答：同在一村，彼此的家底互相知晓。

　　北青报记者从多位受害儿童家长处得知，5万元的调解款拿到后，他们基本都原封不动存了起来，没有一人拿出为孩子做后期心理干预治疗。

　　“干脆直接存了定期。”小田表示。而老白的意思是，既然这笔钱是女儿身上得来，他不管多穷，将来也要全部花到女儿身上。至于怎么花，他目前还没有想好。

　　相比于小田和老白，老杨的打算则更“宏伟”一些：他准备近期去广州打工，多攒些钱，然后和这笔钱凑在一起，带女儿远离这个地方。

　　事发后，老杨和小马，选择了让孩子去20公里外的吴忠市就读。而在坚持两个学期后，每天每人20元的车费，一年高达5000元的巨额交通费，压得两位竭力想保护孩子的父亲喘不过气。这学期，孩子已被他们无奈地转回了当地学校。

　　小马给北青报记者算过一笔账，现在全村近200户人家、1100人，都知晓这12名孩子遭受性侵之事。孩子现在就读的白头岗小学，包括邻近4个村子的300名学生。一旦升入狼皮子梁中学，范围将会扩大到附近10个村的1000多名学生。到那时，已经懂事的孩子，不知将会遭遇什么。

　　在小马看来，挣到足够的钱，在吴忠市买房彻底离开灵武市，才是女儿唯一的出路。相比于做后期心理干预，他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慢慢淡忘，别再提起这事。

　　尴尬的零判例

　　北青报记者调查得知，就在灵武性侵案今年1月开庭之际，距离灵武市230公里的宁夏海原县，也发生了一起性侵9名女童案件，犯罪嫌疑人是该县甜水乡的小学教师杨某。他在给学生上课之际，猥亵了班上9名女生。

　　作为该案的援助律师，塔拉告诉北青报记者，最终这起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部分，也是通过调解达成和解，每位受害幼女同样获得了数万元的赔偿。当然，与灵武案调解协议一样，和解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容许向新闻媒体泄露案情。

　　据媒体报道，2014年12月18日，广西集中宣判了八起性侵儿童犯罪案件，最小的受害者年仅4岁。这其中，就有河池市中院审理的一名51岁农民强奸3名不满10岁少女的案件。

　　吴晖通过调研了解到，河池中院有关法官，在此类案件中从未收到过附带民事的诉讼请求，甚至一些基层审判人员，都不晓得有被称为“亮点”的《意见》，可以支持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康复费用。

　　银川中院的一审法官也向吴晖透露，六年来，他只受理过一起在性侵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但当事人并非未成年人。

　　而在广西高院刑三庭一位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看来，她更关注的是此类赔偿能否落实。“如果加害人是老师，根据《意见》精神，还可以把学校扯进来列为被告，而如果是一个没有赔偿能力的被告人，即使判了也执行不了。最后还不是靠司法救济的钱来解决。”

　　据悉，对于没有赔偿能力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法院对确有困难的被害人，一般动用司法救济经费，这笔款项的上限，在广西是3万元，在宁夏是5万元。但这种救济只是一次性的。

　　北青报记者交叉查询了裁判文书网等数据网站，发现《意见》颁布两年来，此类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尚没有一起对心理康复治疗予以认定的。

　　银川中院的主审法官认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调解无疑可以让受害家庭拿到更多的赔偿，也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追讨带给孩子的不停伤害。

　　但在吴晖看来，调解不能替代判决。一起典型案例，通过有效判决，会对社会起到更大的警示、教育及防范作用。更何况，这笔钱的用途，本来指向的是受害儿童的精神康复专用，现在以调解的名义一发，大部分成了受害家庭的一笔新增收入。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