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沟烽火到百团大战：中国的孤军奋战
蝉鸣声中，卢沟桥矗立在北京西郊的永定河上，桥上石狮形态各异。这一有着８００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仍然吸引着各地游客。
然而胡利东记忆中的卢沟桥则是另一个样子。
“桥很宽，上面可以走好多坦克。”这位河南老兵回忆道。１９３７年７月，他随部队驻扎在卢沟桥外。
关于“七七事变”，历史是这样记载的：７月７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此要求被拒绝。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第２９军奋起抵抗。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两年后，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全面爆发。“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４年。”
这是一个落后农业国家抵抗一个新崛起的近现代工业国家之战。“步兵夏天穿着蓝灰色的棉布制服，冬天只是幸运的人有棉衣或者羊皮衣服。”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他们脚上穿的是布鞋或者草鞋……他们没有钢盔，除非他们能够从死去的日本兵那里得到，他们会自豪地戴上。”
胡利东记得，当时一个连只有两挺机关枪、２０多支步枪——那种“汉阳造”还是晚清时期的武器，“剩下的人全拿着大刀片”。因为是新兵，他拿的也是大刀。
战斗非常激烈。“日军用的都是三八式步枪，还有百十辆坦克和４０多架飞机，机关枪扫射像刮风一样。我们伤亡很大，一倒一大片。一个连１６０多人上去，下来只有五六十人。”他说。
战斗中，曾在长城挥舞大刀奋勇杀敌的赵登禹牺牲了，第２９军副军长佟麟阁也为国捐躯，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７月１７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９月，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胡利东所在的队伍被重新整编，成为抗日名将张自忠领导的５９军。
那年中秋，张正国所在的７３军整装待发。“很多老百姓都在路边给我们送糖、送茶叶和月饼。”他说，包着月饼的纸上写着“抗战必胜”。
他们去的地方是上海。日军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向这个金融商业中心发动进攻，意图３个月内灭亡中国。而淞沪会战就打了３个月。
“我们接到命令，不能让日本军舰进长江。”张正国说。他们在陆地上，用的是中正式步枪，一次装５颗子弹。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日军占领上海，又长驱直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开始了长达６周的大屠杀。
很多人会用“东方的奥斯维辛”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场劫难。英国诗人奥登１９３８年在《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中写道：“地图上可以找到某些地点，那儿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比如南京，比如达豪。”在达豪，纳粹德国建立了最早的集中营。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南北夹击苏北的交通要塞徐州，而中国军队也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张自忠带领５９军到了山东临沂。
“当时天冷，雪过了膝盖。”胡利东说，“对面是精锐的板垣师团。”
由于雪大，能见度低，日军飞机无法攻击，坦克也走不了。胡利东他们就在望母山一带和日军战斗。
胡利东用大刀砍死了三四个鬼子。“已经顾不得套路了。敌人刺刀过来，抓住，然后就砍。”他一边比划，一边说。
在他的记忆中，中方伤亡很大，地上的雪变成了红色。有战友倒下，一会儿血就不流了，被冻住了。
他的左侧颈部有一个凹痕，是在那次战役中子弹擦过留下的。
５９军成功拖住了敌人。随后，在距临沂１００多公里的台儿庄，展开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战斗。
战役于３月２３日爆发，距西方战场上德国吞并奥地利刚过去８天。３天后，日军从距清真寺２００多米外的中正门攻入台儿庄。而中国士兵经过七天七夜的拉锯战终于夺回清真寺，并歼灭了最后一批２００名日军。
居民李敬善４月中旬回城，先回来的人已掩埋了遍地遗骸，但直到第二年冬天他家屋前屋后的土地都是黑色的。年幼的他最初不知何故，直到有天下雨，地面的水变红了，才知道原来那是渗进地里的血，吓得不敢出去玩。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年，雨水才由红色变成粉红色，最终血完全渗下去。
台儿庄一役，中国军队伤亡失踪７５００余人，歼灭日军１万余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３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一场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著名村庄》的报道：“以其历史转折意义而闻名的小城镇有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那就是台儿庄……”
事实上，台儿庄之前，中国军队就已经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１９３７年９月，在长城著名关口平型关，八路军１１５师将日军精锐第５师团第２１旅团装入埋伏圈，毙敌１０００余人，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很多企业也沿长江撤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战时难民、教育家晏阳初把这一转移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
人们拿出积蓄支援抗战，即使远在西北部的新疆，各族群众都纷纷出钱为中国军队捐飞机。
武汉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一首名为《保卫大武汉》的歌曲：“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彼时，西班牙马德里反抗独裁统治的战斗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慕尼黑协定于当年９月签署，已经吞并奥地利的德国瞄准了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担心来自西方德国的威胁。”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开始给国民党派军事顾问。”
武汉会战可能是胡利东和张正国距离彼此最近的一次。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战场涉及河南、江西、湖北等地，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巨大。
胡利东随部队到达河南信阳。他仍然没有枪，武器是手榴弹和大刀。
“鬼子在城里，我们夜里偷袭。”他说。最初，每个连挑出６０人组成敢死队，搭梯子翻过城墙。能回来的敢死队员，有时有一半，有时只有三四个。
第四天，胡利东进城。日本人从梦中惊醒，拿起枪准备战斗。胡利东面对的是一个看上去２０岁左右的日本兵。他左手夺过日本兵的枪，右手拿刀从对方颈部斜削了下去。
当时，张正国在江西九江。他在战斗中中了日军的毒气。“一时间眼睛看不到，说不了话，失去知觉。”他说，“好多士兵都中了毒气，失去了战斗力。”
战斗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持续。江西永修县居民李屏水看到日军投下了照明弹，“地下连针都能看见”。
张古山数次攻守相易。“白天，日本用飞机轰炸，炸的坑很大很多，一眼看过去一大片，有两个筛子那么大。”现年８３岁的李屏水说。
而在夜间，时任副旅长的张灵甫率敢死队赤膊攻山，手臂绑着白毛巾。“摸着穿衣服的就是日本人，就打。”
双方伤亡惨重。“人和马的尸体在山上堆满了。死人身上的苍蝇飞起来一大片，太阳都能遮起来，蝇蛆的蛹壳有一尺高。”李屏水说。
战争结束后，山上的树光秃秃的，枝叶都炸掉了。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子弹壳。李屏水还用弹壳去换过盐，一斤换一斤。
几乎家家户户都捡到过刀。“日本人的刀好，中国的刀挖出来就锈了。”他说。他们还捡到过手表、金牙、钢笔。“日本人的表小，跟现在的女式手表一样。钢笔上面有日本字。”
李屏水当时并不知道，那场被称为“万家岭大捷”的战役将载入史册。
“那场仗在１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了半个月。中国军队第一次全歼日军师团，在武汉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时间换空间，保证了国民政府转移。”九江市史志办副主任柳秋荣说。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有生力量却极大消耗。”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１９３８年前后，日本希望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斗。他们本以为占领武汉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结果日军却付出了４万人伤亡的代价。“武汉会战标志着日军战略进攻阶段的终结。”张海鹏说。
作家王树增表示，武汉会战消耗了日本国内的资源，将其拖入了战争泥沼，使其进攻东南亚的计划受阻，这是他们非常不想看到的。
日本防卫厅档案显示，为了准备武汉会战，日本“没有余力应对苏军”。
拉纳·米特指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４年里，中国一直孤军奋战，独自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他说：“此后４年，盟军在欧洲与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均获得胜利，其中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
中国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受到考验的是民族信念和毅力。
１９４０年，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重庆、成都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中国。
“我相信蒋介石是不会投降的，但当时已有不少人主张和谈，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王树增说，“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以决死作战的方式遏制了投降的风潮。”
１９４０年８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１００多个团对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据点，炸毁了交通线。
老百姓非常支持百团大战。董保和时任县妇委会主任，发动妇女给将士做鞋缝袜烙煎饼。“许多人穿的还是草鞋，全县妇女姐妹白天晚上忙着纳鞋底，想着为抗战尽一份力。”
周金花当时８岁，和家人一起炒黑豆，黑豆没了，就炒小米给战士们吃。
百团大战历时３个半月，毙伤日伪军共２５８００余人，俘虏日伪军１８６００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食品。
阳泉的百团大战纪念馆有一个相册，是从一名日本军官处缴获的。相册蓝布的封面已破损，里面贴了１６页照片，记录了这名军人的变化。
最初的照片有天真的孩子、穿和服的家人。在初中班级合影的照片旁边，主人工整地用钢笔写下所有人的名字。后来，年轻人穿上了军装，站在吉普车旁或伏在壕沟里。有一张照片，他手拿刺刀，得意地站在一片房屋废墟中。
那段时间，延安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的《论持久战》，成了中国抗战的指导理论。
张海鹏认为，抗战中，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在中国一半的兵力，另一半则被牵制在敌后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