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5名山西官员被“双开”的通报。其中，涉及山西省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的通报中提到，董洪运“在组织审查期间，采取欺骗、隐匿、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对抗组织调查，性质恶劣”。自去年9月份以来，官员违纪通报中“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后发现，董洪运案已是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第12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这些对抗组织审查的“顽固分子”花样颇多，除了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标准动作”外，还有对“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模拟纪委问话等招数。
共性
串供、转移赃款赃物是“标配”
12个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中，串供、转移赃款赃物是“标配”。例如刚刚落马不久的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有些还有更极端的行为。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严重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招数
案发前与公检法系统亲属研究对策
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也越来越频繁。
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介绍，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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