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
“猎人”团队
到底什么样
2014年，公安部的“猎狐”专项行动共抓获680名外逃经济犯罪人员。其中，公安部“猎狐办”派出的60多个海外抓捕团队“无一失手”，均有捷报传回。
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团队，才能取得这样的傲人记录？又是怎样的攻势，让外逃异国他乡的“狐狸”们在见到“猎人”时由衷而无奈地说出“你们可来了”？
“猎狐2015”专项行动办公室主任、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说，从2014年到2015年，猎狐行动的专项行动组已经轮换过人马。不过，这支20多人组成的队伍依然保持着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人员构成，甚至吸收进了“90后”的新鲜血液。他们有的是公安部经侦局缉捕侦查队的队员，有的则从重点省市选拔而来。
成为“猎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刘冬说，得有“三懂”，还得有“三高”。
所谓“三懂”，指的是懂侦查、懂法律、懂外语——不仅有公安经验、熟悉案件办理，而且精通国内外法律、有国际执法合作经历，并且熟悉外语，可以在国外与人交流。事实上，这支专业的团队知识背景非常广阔，很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同时具备金融、经济、外语、法律、计算机、企业管理、刑侦等多学科背景。
而“三高”，则指高智商、高情商、高逆商：智商用来应对狡猾的“狐狸”，情商用来与相关国家地区执法部门协作，“逆商”则用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艰难险境。
“当然，还要有说走就走的体力，扛得住熬夜，经得住颠簸。”刘冬说。
最后这条要求非常符合实际——2014年，“猎狐”专项行动组半年之内执行了70多次任务，经常是回国没几个小时又有新任务，得出发；三四天往返半个地球，也是常事。“随时接到电话拎包就去赶国际航班”，是他们的“常态”。
艰苦行程的背后，是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抓捕。
比如，在抓捕潜逃尼日利亚8年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时，正值尼日利亚爆发埃博拉疫情。行动组到达后，确实有一名队员开始发高烧。所幸的是经过诊断，他所患的是疟疾而非埃博拉。为了不掉队，患病队员一直在房间楼道里跑步发汗，一天喝掉20瓶矿泉水，两天后退烧，跟上大部队。
另一次则发生在战乱国家，犯罪嫌疑人藏匿的地点正是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据刘冬回忆，当时调开周边人员、将嫌疑人押上警车之后，嫌疑人还很有信心地说“你们带不走我”，因为他和当地反政府武装的一些头头关系很好。果然，在返回政府控制区的途中，后面不停地有“追兵”尾随。虽然最终成功摆脱，但回想起那个场景，刘冬依然感到惊心动魄，如果被追上，“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公安部的精锐猎人组，省级的追逃办现在也已全部成立，抽调当地各方的精锐力量。这支自上而下的队伍的组建，正在为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搭建追逃反贪“天网”作出贡献。
组织——
“猎人联盟”
反映国家意志
2014年，公安部宣布开战“猎狐”行动；2015年，“天网”行动拉开序幕。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又有何区别？
如果说“猎狐”针对的是精准的“点对点”，建立在掌握明确清晰证据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天网”更多地就是在“布局”和“撒网”，切断外逃分子的一切后路。
如果从组织架构上看的话，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相对于以纪委、公安、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猎狐”行动，“天网”的组成部门更广——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领导下，中组部、最高检、公安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都参与进来，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换句话说，这一“猎人联盟”的成立反映了中国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不仅有打击力度，更有预防和制度性的手段保障。
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海外追逃追赃？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国家间存在的司法差异，境外成为一些贪官的“法外仙境”。倘若不能将这些外逃贪官绳之以法，就意味着中国法律在外逃人员身上失去效力，境外成为法律规制的“后门”。
“‘猎狐’强调针对业已发生的犯罪的有目标性打击，‘天网’则更强调国际立体性的制度化努力，由点到面，不留死角。你一旦有贪污犯罪的行为，必会撞到网上。”中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说。
如果说国内的“猎人联盟”来自部门间的通力协作，那么国际上的“猎人联盟”则体现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专家表示，中国的外逃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逃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大多尚未签署引渡协议，很多时候只能通过个案推动，效率很低。但中国目前的做法则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性条例入手，以更加务实的方式推动案件进展。
确实，2014年以来，中国的动作频繁：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地区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要求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让全球反腐败合作更加深入；发出“红色通缉令”，向世界昭示中国决心……
这样的做法正在赢得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作为中国贪官外逃重要目的地的澳大利亚，已明确表示将协助中国追逃追赃；美国也传递出越来越强的合作信号，其司法部对乔建军发出通缉令；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同样纷纷表态，拒绝为腐败分子提供避罪天堂。
“重点突破外逃贪官所谓的‘避罪天堂’，对于形成追逃追赃的常态化、高压网络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本报记者 申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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