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经济参考报》：您刚刚谈到“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与机遇，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有机遇就会有挑战，那么，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又有哪些？
宋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困难与挑战。首先，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放缓而国际竞争加剧。从我国的外部环境来看，由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仍然在延续，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替代已经全面开始。“十三五”时期，伴随我国经济持续成长和竞争力增强，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均将持续变化，我国有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将不得不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后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与复杂挑战。
地缘关系变化：对我国发展和对外合作发生深刻影响。“十三五”时期，我国周边关系可能出现两个激烈化和两个复杂化局面，南海局势、中亚局势又可能趋于恶化，东北亚和南亚局面则可能继续复杂化，有可能对我们形成美日和宗教极端势力“东西夹击”的地缘格局。
资源能源供应约束：面临新的复杂局势。一方面页岩气技术革命增加了新的能源供应源，有利于我国能源供应，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则又可能对我国形成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从国内情况来看，也有不少挑战。
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急剧变化导致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伴随我国和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由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应，劳动力成本持续明显上升，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同时，伴随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和进入老龄社会，储蓄率趋于下降，资金成本也将趋于上升。一方面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后起的新兴市场国家明显弱化，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相对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也有所弱化。
第二，环境约束强化、资源能源供应面临挑战。雾霾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凸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十三五”时期，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应该也必将进一步加强，并将在一定程度上相应降低潜在增长水平。同时，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在能源节约利用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必将进一步持续上升，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尤其是地缘政治变化，导致我国石油生产、采购和运输等环节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经济金融风险凸显加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由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没有及时建立起与我国快速经济发展及特定的低成本扩张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等安排，地方政府融资以及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等）等财政金融领域出现并累积了一定的风险。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间接融资在中高速增长背景下快速扩张，而新兴的股权市场等直接融资却受先天不足等因素制约，没有及时并充分发展起来，导致全社会负债率持续上升。加上房地产市场改革与发展衔接不到位，福利房制度与市场化住房制度之间缺乏适当的过渡性和衔接性制度安排，再加上财富分配与积累的急剧不均衡，导致房地产等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泡沫。如果杠杆率进一步上升，有可能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但如果快速去杠杆、去泡沫，又有可能引发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影响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金融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第四，社会问题等非经济因素制约趋于强化。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往往被高速成长现象所掩盖或被高速成长带来的红利所化解。伴随我国经济减速，有些问题将可能水落石出，形成对经济深化稳定发展的制约。尤其是随着公众对收入分配和环境问题心理承受力的下降或回归，及对未来收入预期持续提高，同时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态度与前辈有转折性变化。这些将对我国生产要素供给和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一定的负向约束。
第五，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导致下行风险加大。在经历一定阶段的高速超高速增长之后，绝大部分国家的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我国也将不会例外。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下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接近尾声，以及技术追赶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空间显著缩小，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高速增长阶段将结束。但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带来的要素质量及其使用效率提高，研发能力增强带来的产业优化升级，城镇化带来的内需增长，以及区域梯度发展带来的新动力等因素，仍将使我国经济能够维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十三五”时期，我国不大可能重现之前的高速增长，但也不会立即进入中低速增长，将会较长时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经济参考报》：根据您的预测，“十三五”前后这个中高速增长大概是多少？
宋立：根据我们的计算，“十三五”时期，我国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我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
有研究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下降到6%-7%之间，但这些研究主要考虑了劳动力、储蓄率等下行因素的影响，没有或没有完全考虑全面深化改革对潜在增长率的上拉作用。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本轮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拉效应只有1994年改革的一半左右，“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平均水平也将达到甚至超过7%。从现实增长率来看，“十三五”时期劳动力供给减少、高储蓄率降低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等确定性因素将拉低经济增速近3个百分点（相对于2001-2010年平均水平）。去杠杆、去泡沫和去产能等政策调整将会下拉经济增速2-3个百分点。受限于要素条件的变化，本轮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可能达不到1994年改革水平，但只需达到一半以上，仍可基本对冲政策因素对经济的下拉作用。综合来看，“十三五”时期，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7%左右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