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苏两国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在外交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但又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援中国抗战。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公开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从1931年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当做朝鲜第二。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以此为跳板北上进攻苏联,进而与德国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昭然若揭。斯大林洞察到这一切,1940年,他叮嘱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国家。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低息贷款,共计2.5亿美元。为帮助中国抗战,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还派出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作战,先后击落击毁日机544架,有200多人血洒长空、壮烈牺牲。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在物资、人员上,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中国输送苏联的矿产品总量达53238.74吨,其中以钨、锑、锡为主,都是军事工业急需的重要金属;向苏联运送的农牧产品包括绵羊毛21295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猪鬃1119吨、驼毛1026吨、生丝301吨、各种皮货540.7万张。在情报方面,中共党员阎宝航利用在重庆社交场合的关系,获悉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延安发给了共产国际,为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参考。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侵华日军的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量兵力增援西线苏德战场。其间,在苏的许多中国人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刘亚楼、唐铎等人以苏军指挥员的身份直接参战。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参加了苏军,并转战南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多为中共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尽管年龄幼小,但与苏联人民一起,挖战壕、缝军衣、照顾伤员等,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抵抗日本,日本得以进攻苏联后方,那么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