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这样的活动。老爸很早就跟着爷爷做这些事情,他对逝去不久的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尽一份孝心,当然作为家门的一分子,他也理应尽责。然而,他一遍遍地跑来跑去,尽心尽力,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他在摆家堂、送家堂的仪式活动中,很有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他眼中,一个年就是在这些仪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妈之所以认为送家堂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尘世的幸福生活要靠神灵和先人的保佑,对于神灵和先人,他们不敢不敬,也不敢不畏,害怕自己的行为触怒他们,把灾难降临到家人头上。他们年年祈求神灵保佑我们姐弟发大财、当大官,年年失望,却仍然年年祈祷,这份希望,强大而坚韧,即使遇到困难也永不泯灭。
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对待生活和压力为何如此乐观,直到大姑的几句话把我点醒。她说人在拉巴(养育)孩子的时候“最有劲”,只要人生任务没有完成,儿女没有成家立业,父母总是能够使出全身力气为孩子打拼,“心气”高得很,再多困难也不怕,不图别的,就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自己脸上有光。在我们这里时常听到有父母把“任务”和“退休”挂在嘴边——等到儿女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老一辈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可以光荣“退休”了。
儿女和家族亲情作为他们的堡垒和支撑,让老一辈在经历人事变迁和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和坚韧,让他们在应对现代性冲击时不至于无依无靠,没有了精神家园。仪式是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生活也就在这些仪式中铺陈着、舒展着。
送家堂就是这些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场家门聚会,它维系着生命传承的神圣感,维系着家族血脉的亲情,给人以依靠和温暖。与此同时,它也在亲人之间形成一种舆论场,优秀的家族成员得到褒扬,有过失的受到批评教育,伦理价值由此潜移默化被传承。此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压力释放空间。它让人们在先人和亲人面前敞开心扉,诉说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励,对未来重新充满希望。这样的仪式,是一种纽带,一种关联方式,让人们不至于过度个体化,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送家堂的仪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却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一环。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没有了,年可就真的没有年味了。没有了一年一度与自己的内心,与亲人交流、对话的机会,过年就丧失了作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为不断向家门内所有人灌输道德和伦理准绳的机会。
农村的伦理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中走向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伦理价值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它们维系家门的团结和认知,编制农民生活的意义网络,也告诉世人和后辈,生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劳的,应该得到后辈的孝敬,死后也应该被隆重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