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地下印刷所是共产党员吴国梁、王国政等人在原省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特别支部书记陈耀民的领导下建立的地下铅印机构，其对外公开招牌是“协记印刷所”，于1949年2月正式投用，地址在台江区中平路担水弄12号（后因城市建设已拆除）。
（翻拍，图源：福州市委旧址陈列墙）
01.为何设立地下印刷所？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此时，坚持在福州地
区开展对敌斗争的地下党组织，在印刷行业工人中发动了一次全面增加工资的大罢工，不但取得了胜利，而且进一步壮大了党的队伍。
共产党员江石荪看到印刷工人吴国梁等人在这场工潮中表现积极勇敢，于1948年6月介绍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吴又发展了王国政、杨尊伙等同志，成立了党小组，属省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的一个特别支部领导，由支部书记陈耀民直接与他们联系。
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吴国梁提出办一个秘密地下印刷所，把油印改成铅印的建议，得到了全组党员的赞成。后经支委会研究同意，由他们几个人于12月份开始筹备。
具体方案
关于印刷所的形式
对外公开以印刷店的形式，承接各种印刷业务，夜里秘密为地下党赶印党内文件、书刊、传单。
这样，既便于合法存在，又便于进行地下工作。
关于印刷所的地址
综合考虑安全、租金、交通等因素，最后决定设在台江中平路担水弄12号，即王国政同志的家。
关于资金和设备
一靠上级组织筹资；二靠自己想办法。
开业前，他们作了具体分工，王国政是该店公开名义的经理，吴国梁是实际总负责，一切准备就绪，1949年春节过后就在王国政家厅堂前面的大门口挂上了“协记印刷所”的招牌，这个地下印刷所正式公开营业了。
02.如何开展地下印刷？
在公开营业的掩护下，“协记印刷所”翻印了大量的党内文件、书刊和传单。
从1949年2月至5月底的4个月中，先后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570余册；《党的七届二全会决议》(摘要)15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1600份，还翻印了闽中游击队的布告、基本政策等传单近1万份。
为保证地下印刷所的安全，支部决定由陈耀民同志负责该所的领导工作，单线联系，每次都是由陈耀民将党组织急需翻印的稿件送来，印完、伪装好后，又由陈带走。
福州市委旧址陈列墙，图中标识为中平地下印刷所相关记载
03.决胜前的积极贡献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大军已抵闽北，建瓯、南平等地相继解放。福州敌人的首脑机关仍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制造种种政治谣言，蛊惑群众。
为了安定民心，地下党支部由陈耀民同志送来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手抄稿。吴国梁、王国政二人连夜赶排赶印，不到3天，就印成传单1600多份，由陈带走。
5月19日下午3时，根据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各党小组分别用各类信封装好这批传单，按统一拟定的寄发对象名单，同时投邮，寄发给国民党在福州的各级主要人员，以及各界主管人员和知名人士。这一次共寄发传单500多份。
第二天上午，许多单位为之震动。广大群众和中下层公教人员对布告中的约法三章热烈拥护，奔走相告。
这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打击分化了敌人，教育团结了广大群众，减少了我军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阻力。
中平地下印刷所印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城市政策》（翻拍，图源：福州市委旧址陈列墙）
04.意外被迫停办
大规模寄发传单，没有使地下印刷所发生危险。可是，意外的一件事却使印刷所受到牵连。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个自称是闽中游击队派来的谢志坚(又名吴鹤宽)，到《星闽日报》社找到王国政，要求王帮他印一批传单，王因与谢过去相识就当面同意接受，带回稿件。就这样，未请示陈耀民就帮谢印了《行动纲领》《警告蒋党特务书》《抗征抗粮布告》各3000张，印好后，由谢自己带走。
5月底，谢志坚因在仓山案发被捕，敌人从他家里搜出那9000张传单，并查出传单是“协记印刷所”承印的。于是，国民党出动便衣特务要抓吴、王俩人。幸亏吴、王及时闻讯，埋好用过的(印刷党内文件)铅字，躲避到亲戚家里，才免遭毒手，但这个地下印刷所也因此被迫停办。
由于当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地下印刷所除了圆盘机以外，全部铅字和简易设备都安全保存下来。
1949年9月底，接福州市委指示，吴国梁、王国政、杨尊惠将地下印刷所的一切资财移交给福州第一印刷厂。
从1949年2月投用到1949年5月停办，短短数月，中平地下印刷所在白色恐怖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疯狂，仁人志士们开展秘密斗争，那些光与火的岁月应当永远铭记，那些跃动的红色基因应当世代传承。（摄影：叶 诚）
